玩,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 亲爱的安德烈

2019年1月22日 评论 2.4K
摘要

从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共读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的书信集,一起体会安德烈成长的烦恼,经及一个母亲在青春期所给予孩子细致的关注。

十八岁那一年

面对毕业季的焦虑,安德烈问妈妈: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十八岁的龙应台,住在台湾一个海边的渔村里,落后的经济和封闭的环境,使得十八岁的她对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治自由等一无所知。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她,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

那落后的渔村,确实没有给她带来知识,但却给了青少年时期的龙应台一种能力。

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日后在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之所在:“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

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每周带你读一本书

同时,渔村让她看见自己的残缺,正是渔村的贫乏,造成她美的贫乏。知识的贫乏不难补课,但生活的艺术,包括对生活的品味和态度,是无法弥补的。

然而,安德烈这一代人,网络让他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他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

但龙应台不禁发出疑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

终极的关怀是什么?

为谁加油

电视上在播放奥运比赛,朋友问龙应台会给哪国加油,她犹犹豫豫,回答不上来。

是什么使得她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是社群情感?她对“民族”这东西为什么感觉这么冷?

世上的事总是一经操纵就会变味。

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龙应台对“民族主义”感到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

一种东西被灌食久了,难免会令人反胃。

被剥夺的,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

这份群体归属感的缺失,让她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归属:耻感。

她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

对所谓国家,所谓代表国家的人,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

对于德国,龙应台想知道儿子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耻感”让他想要远离“德国”这个概念,抑或是他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了?

逃避国家

受到父亲某种程度的影响,安德烈其实是“以德国为荣”的,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从小他就知道这种“荣”的情感是“错误”的,是不可以流露出来的。

因此,德国人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时时需谨言慎行。

就连安德烈小学的开学典礼都是在教堂里举行的。

那是因为,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以至于宗教都显得比较“安全”。

逃避“政”,所以“教”就凸显了。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时,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yu.lz16.cn

但是,安德烈这一代人开始对这种不得不伪装的政治态度感到厌烦: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

我受够了,我要自由,我还要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随着这种群体意识的改变,近几年,德国的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通俗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了。

渐渐的,文化自信也建立起来了。

年轻却不清狂

在这封信中,安德烈给妈妈讲了自己的生活安排:他是一个足球狂,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其它时间就是跟朋友磨混,到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

还谈到了自己刚刚去地中海旅行了三个礼拜,“这就是欧洲的好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都千城一面。”

安德烈问妈妈,是否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他就老老实实地告诉妈妈:“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

看完信,龙应台立刻发给儿子邮件,问这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

安德烈讨厌妈妈一副知识分子的较真态度,他说,这当然是隐喻:“药”可以是酒精,也可以是足球或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年轻却不清狂

龙应台说,自己二十三岁初到美国时,很震惊为什么欧洲青年和台湾青年的世界那么不同。他们为什么显得那么无所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

他们的学校,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任何期待和要求?

龙应台小时候也玩儿。www.lz16.cn

但所谓玩儿,叫做“自强活动”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

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

在西柏林,一九六八年的一代。

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反而喜欢种中国的竹子,因为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

遥远的、非本土的竹子,象征对玫瑰花的反叛。

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的,他的“懒散”他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他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由来有自的。

对于儿子这种“少年清狂”的生活态度,大部分中国父母都是要极力纠正的。

但龙应台对儿子说:“我觉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

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终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

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龙应台难道不担心自己的儿子将来一事无成?当然担心,但她担心的不是儿子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

“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追求自由和反叛的概念,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路上的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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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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