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实为大用 – 中国哲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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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儒家,是将先秦儒家理想派、尤其孟子神秘倾向继续下去的学派。

因此被称为“道学家”也叫“新儒家”如何教人成为圣人,是新儒家的一大问题。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 - 中国哲学简史

寻求快乐,是新儒家的一大目标。

为实现此目标,他们主张将情感与自我分离,以期达到王弼所说的“圣人有情而无累”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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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种情感当做宇宙间的客观现象,心似明镜,照映在镜子上的现象消失。

由现象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失。

如此,自我才不被情感所累。这种做法,被新儒家推崇备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

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黄金时期,唐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高度发展。

在文化方面,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科举考试制度于622年重新建立。

而儒家文化也再次被作为国家的官方教义。

儒家经典中有不少关于形而上思想的表达方式,随着朝代更迭,已经变得不易让人理解。

需要相关人才进行新的注解,才能用来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新儒家有儒家、佛家、道家三条思想来源,开端于韩愈和李翺二人,其主要兴趣在于宇宙发生论。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些诗句的作者周敦颐,便是讲宇宙发生论的第一位新儒家。

他用太极图展示宇宙演化的过程。关于成为圣人的修行,周敦颐主张“主静”、“无欲”。

心无所欲,则如明镜,就能客观反映世界万物,就如那句“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除开周敦颐,邵康节是研究宇宙发生论的另一位新儒家。

他同样遵循《易传》,用图解的方式,演示宇宙起源,进一步阐述太极中十二主卦的理论。

邵康节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通过现存世界的年谱告诉世人:历史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

北宋理学创始人张载,是第三个研究宇宙发生论的新儒家。

张载强调“气”的观念,在他看来,太极就是气。

宇宙万物都是一气,人与世界万物都属于气的不同部分。

新儒家是禅宗的进一步发展。

因为新儒家具备禅宗的“妙道”性质,将之前儒家评定为道德的行为赋予超道德的价值。

新儒家中有两大学派: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由程颐开创、朱熹完成派;陆王心学由程颢开创、王阳明完成。

程朱二人从《易传》发展出“理”的概念,他们认为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

世间万物具备万象,正因为气所遵循的不同的理。

花之所以为花,是因为气遵循了花理,草之所以为草,是因为气遵循了草理。

程朱还认为,世间万物会消散,理却永恒存在,不会增强减弱。

在此认知上,新儒家在精神修养上讲一个“敬”字,程颐有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这个“敬”替代了周敦颐主张的“静”,标志着新儒家进一步同禅宗脱离出来。

程朱理学到了朱熹时代到达理学哲学体系的顶峰。

朱熹在将儒家思想与渊博知识相互结合方面卓有成就,使之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系统。

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殊的性,即特殊的理。朱熹有言:“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

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既然每类事物都有其特定的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是事物终极标准,新儒家就用“太极”表示事物最高理想,“太极”便是宇宙全体和每个个体事物的概括与具体。

总之,关于宇宙生成论,朱熹认为阴阳相交生五行,五行生出宇宙间的一切物质。

仁、义、礼、智这四端都是理。

程朱理学推导到国家政治,得出这样一番结论:作为具体存在的组织,国家也应有国家之理。

一个国家如果依照国家之理进行统治,就能安定繁荣;反之,就会混乱瓦解。

程朱理学运用在个人修养上,朱熹主张通过“致知”、“用敬”之方法,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并且带着自觉去悟的意识做事,明心见性,顿悟人生。

心学与理学论说相反,创立心学的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世界也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心。

或者宇宙的心。(励志语录网:www.lz16.cn)

完成心学的王阳明认为心是宇宙及一切理的立法者,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致良知”,是王阳明学说的中心概念,良知也就是一个人本性的表现。就本性而言,人人可为圣人。

自我修养,不过是遵从良知行事。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结为一点还是致良知。

在心与理的关系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观点对立,但是两家都批判佛学。

朱熹认为佛家的“空”不适用于永恒存在的理,王阳明认为佛注重不著相的时候其实已经著了相。

关于西方哲学的传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6世纪末开始,有中国学者对耶稣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天文学留下印象,却对他们的宗教、哲学并没有发生足够重视。

到19世纪,欧洲工商业、军事等领域的发展让满清统治下日益衰落下去的中国不得不关注起西方基督教的动力作用。19世纪末,在汉学家所铺道路的前提下,为对抗西方教会的冲突,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

20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现代科学也随之传入中国,但是它与本土宗教相对立。

因而基督教带来的影响受到限制,孔教运动也随之夭折。

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西方哲学仍然知之甚少,其中谭嗣同将现代化学与物理学中的概念引入新儒家。及至此时,中国人还不知道西方哲学。

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是西方思想的传入。这方面的最大权威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

他被满清政府派至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他接触到西方的人文学科。

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思想著作。

除了严复,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引进了西方思想作品,但是他在三十岁的时候放弃哲学研究。

转而投入国学。

1919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来中国讲学。

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哲学家,中国学者从他们讲学中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表述。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引进了逻辑分析法。逻辑给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

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起了复兴作用,而中国哲学的复兴。

象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关于哲学的定义,冯友兰在本书伊始说它是用来自我反思的系统的思想。

在书的结尾,先生再次给哲学下了另一种定义:

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

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

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

人生百年,嗖然而过。我们不应只忙着做实用之事,学实用之学,也需要做一些“无用之事”。

实用的学科帮助我们增长才能、了解世界;“无用”的哲学可以让我们提升境界,觉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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